西漢文帝時，一次漢文帝問右丞相周勃：“全國一年辦理多少案件？”周勃謝罪說不知道。文帝又問：“一年錢糧谷物出入有多少？”周勃又謝罪說不知道。這讓周勃又是惶恐又是羞愧。文帝又以同樣的問題問左丞相陳平。陳平卻回答到：“這些都有專門負責的人。案件判決，責成廷尉；錢糧谷物，責成管理錢糧的內(nèi)史。”陳平的回答不僅當時讓文帝和周勃大受觸動，而且在時隔兩千多年后的今天，也可資管理者們借鑒。
管理效率的高低，取決于能否做到責任明確，層次分明，按級施管。按級負責、層次管理是實施有效管理的一個基本原則。實際工作中，少數(shù)領(lǐng)導事必躬親，問得過多、管得過寬、統(tǒng)得過死，總是對自己的下屬不放心、不放權(quán)，生怕出意外。下屬被束縛了手腳，時時、事事、處處小心謹慎，缺乏工作的積極性、主動性和創(chuàng)造性。實踐證明，領(lǐng)導機關(guān)不依法行政、不按職責辦事，是滋生形式主義、官僚主義的根源，也是導致基層工作難以落實的主要原因。鄧小平同志在批評官僚主義時說：他們“管了很多不該管、管不好、管不了的事”。三國時期的諸葛亮擔任蜀國丞相期間事必躬親。結(jié)果在他去世后，造成了“蜀中無大將，廖化做先鋒”的窘境，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。
那怎么界定“管”與“不管”的界線呢？無獨有偶，西漢的另一名丞相丙吉給我們做出了很好的回答。一次丙吉出城巡訪巧遇鄉(xiāng)間有人打架斗毆，他卻視而不見只顧趕路前行。走不多遠，丙吉看到一頭犍牛口吐白沫，立刻下轎細察原由。隨從深感不解，丙吉說，百姓斗毆，是地方官員管的事，丞相的職責在于總攬全局。現(xiàn)在正值春耕時節(jié)，耕？谕掳啄，這可能是節(jié)氣反常或者牛瘟肆虐，如果不采取果斷措施，將會嚴重影響到今年國家的收成和百姓的溫飽，這不能不問。
丙吉用自己的行動告訴我們，領(lǐng)導機關(guān)要要善于“放權(quán)分理”，應(yīng)當遵循“層次管理”的原則、善于“分理”，即“領(lǐng)導做好領(lǐng)導的事，各級做好各級的事”，切忌大包大攬，更不要搞“一竿子插到底”。在這一點上，古代思想家孔子早就說過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”說的就是不去做不該做的事，如此也就有時間和精力去做該做的事，該做的事情就容易做好。十八大后，國務(wù)院總理李克強提出要簡政放權(quán)，作出了“減少1/3以上的政府審批事項”的行政承諾，并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(nèi)下放和廢除了數(shù)百項行政審批權(quán)。如此大的決心與力度，正是因為國家管了太多不該管的事。黨和國家領(lǐng)導人有如此的決心與勇氣，我們各級黨政部門領(lǐng)導人，不也應(yīng)該拿出自己的決心與勇氣向自己開刀嗎？（雞鳴驛收費站 尚若華）